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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顾 | 上任港督彭定康与香港“政改”往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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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江连,中国计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,法学博士彭定康政治改革,硕士生导师。本文节选自作者的博士论文:《香港特别行政区功能界别选举制度研究》。手稿完成时对一些文字进行了增删。为了排版和阅读方便,本文删除了原文的注释和引用,如有需要请参阅原文。

香港末代总督彭定康与香港功能组别选举制度的演变

王江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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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彭定康的就职过程

彭定康加入香港,成为最后一任港督。在英国政府看来,这可谓是最奇葩的举动。彭定康是典型的职业政治家。自1960年代加入英国保守党以来,从政之路一帆风顺。他甚至在1990年担任保守党主席,与当时的外交大臣赫德私交甚深,并与约翰·梅杰联手,在1992年英国议会选举中获胜,为梅杰进入唐宁街做出了重大贡献,但彭定康他自己在精心管理的巴斯选区失去了滑铁卢,无法加入内阁。48岁的彭定康正值盛年,是政治家的黄金时代。

为此,少校为这位朋友提供了一个扩大政治野心的好机会,让他出任第二十八任香港总督。1992年7月9日,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正式抵港就任,开始了在港长达五年的政治生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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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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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确保英国对香港的绝对控制权,英国政府非常重视香港最高领导人的人选。香港总督是英国在香港的最高代表。英国政府严格维护香港总督的任免权、直接控制权和法律约束力,以实现“主权在英国”的最高原则。

香港总督的候选人通常分为三类。第一种是从英国主管殖民地的部门,即外交和联邦事务部(早期的殖民地大臣)中选出的;第二种是选自英国的外交制度;三、从其他殖民地的高级官员中选拔。在这三类之外,英国政府很少从以下两种制度中选出香港总督,一种是直接从香港地方官员提拔;另一个是从职业政治家中选拔出来的。

彭定康被任命为最后一任香港总督,应该是机缘巧合下的一个例外。作为前保守党主席,彭定康出任港督可谓“资历深厚”。人才和战略眼光,再加上政治上的挫折,使得连任和重新进入唐宁街 10 号成为不可能。彭定康将香港视为自己从政的最后一站,将毫无包袱地践行自己的政治抱负。

至此,彭定康在香港独树一帜的“开门见山”行为,我们也就基本理解了。同时,彭定康并非技术官僚,外交经验少,缺乏与英国外交部门和处理殖民地事务的官员的合作与交流,这也成为他在香港的短板。因此,他在香港施政时,通常很少考虑中英外交关系,而是自下而上寻求政治合法性的支持。这也符合英国推动香港民主化的意图。

果然,如果站在英国当局的角度来看,彭定康的执政基本达到了他们的战略预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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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彭定康与1992年的“政治改革方案”

1991年,香港立法会、区议会、市政局均实行1991年选举,功能组别占一定比例议席。然而,彭定康急于推进他的政治改革计划。彭定康初入港,就展现出亲民政治家的良好形象,很快成为媒体和普通香港市民的宠儿。毕竟,彭定康是政党政治、选举政治和民主政治的集大成者。彭定康上任以来,展现了他作为职业政治家与众不同的一面。彭定康一身西装上任,次日召开记者会,下午巡视香港,直接接获民众就所产生的矛盾请愿。

彭定康上任后的第一项政改措施是立法会与行政会议分开,将行政会议演变成类似联合政府的内阁模式,并引入香港民主力量民盟的参与;为进一步凸显立法会,彭定康在立法会实行英式“首相质询”程序彭定康政治改革,逐步由行政主导转向立法主导。

1992年10月7日,在立法会复会第一次会议上,彭定康提交了题为《香港的未来:五年计划和新举措》的施政报告,这就是著名的1992年《政改方案》。上任不到三个月,彭定康就抛出了内容丰富的政改方案,这显然是深思熟虑的举措。该计划不仅得到了英国政府特别是梅杰首相的批准,还在立法会上引起了热议。不少议员认同方案,但担心方案与《基本法》相差太大,难免招致中方反对。

不过,彭定康的想法很明确,就是要制造一个“还政于民”的事实和趋势,为香港积累民主点数,为1997年后香港政制的变化埋下民意伏笔。经过立法会的公开辩论和媒体与民众的“路演”,彭定康假借舆论之名访京,希望通过这一既成事实迫使北京就范。10月下旬访问北京期间,彭定康带着两项任务试图与中国领导人进行谈判。一是新机场的财务问题;二是香港在1994年和1995年的政治安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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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2年,路平会见了正在北京访问的彭定康。

(香港《文汇报》资料照)

彭定康首先与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卢平进行了长达6小时的闭门会谈。双方分歧很大,未能达成谅解。随后10月22日,时任外交部长钱其琛会见他,提出政改方案“三违”:违反中英联合声明有关规定的原则和精神,违背英方方案发展香港政治制度承诺与基本法接轨,违反了中英双方达成的相关谅解。彭定康的北京之行无果而终。

1992年12月,彭定康在宪报刊登政改方案,并于15日提交立法会讨论。中英分歧公开化。最终,中英双方就香港问题进行了公开辩论甚至对抗。原先商定的过渡方案,包括立法系统“直通车”方案,未能落实。中方决定“从零开始”。在此过程中,中英举行了17轮谈判(1993年4月22日至1月27日)。中方坚持谈判应在中英之间进行,反对“三条腿凳”。"整合"进行了,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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尤其是在谈判期间,彭定康还在宪报上部分公布了政改方案,将政改方案提交立法会,最终获得通过。1994/1995年香港政治制度的发展偏离了《基本法》的方向。为此,中央决定取消“直通车”机制。作为对港英当局的反制,1993年3月,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,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筹备工作委员会,全面梳理过渡时期的政治体制问题。香港时期,1997年负责香港新一期。

三、1992年政改方案与直通车问题

在香港本土风气、1989后遗症和国际社会唱衰中国的大背景下,英国当局也转变了理性、稳健、务实、灵活的外交策略,尤其是在以英国首相为首的议会中。保守党。而政府也不遗余力地支持彭定康。英国政府特别是外交机构与以彭定康为首的港英政府高唱“双簧”。违反“三符合”原则的索赔主要包括:

一是英方要求客观评定乘坐“直通车”的条件,明确1995年选出的立法会议员可直接过渡至1999年;三是英方要求确保2007年立法会直选;第四,英方要求中英双方在1995年就选举委员会的组成达成协议,然后选出特区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,也是以同样的方式组成;第五,英方提议将公务员划为职能群体,可以加入政党。

英国上述三项主张涉及功能组别问题:第一,立法会直选可能涉及废除或创新功能组别选举方式;选举委员会的组成亦会涉及功能组别问题;第三,增加公务员为独立选区,也是功能组别比较敏感和重要的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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